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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:名义上的领导、实际上的受迫害者

发布时间:2020-07-17 14:36:29   

编者按:之前青藤艺术推送过一篇《李可染实为惊吓致死》的微信推送,感慨于那段岁月,对书画家以及文化艺术的摧残,与受到打击转而创作红色系列的李可染不同,本期这位遭遇迫害含恨长逝的艺术大师丰子恺,他的经历却让人更加揪心。

丰子恺(1898——1975)

丰子恺原名丰润,后改为子恺,笔名TK。是我国现代画家、作家、翻译家、美术教育家。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,学习音乐和绘画,师从李叔同。1921年东渡日本,学西洋画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风格独特,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他的作品内涵深刻,耐人寻味。然而,他还是一位遭遇迫害含恨长逝艺术大师。

1966年6月,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,上海中国画院,出现了第一张针对丰子恺的大字报。

大字报批评的是丰子恺发表在1962年《上海文学》8月号上的随笔《阿咪》的。阿咪是一只猫,丰子恺是爱猫的,他笔下的猫,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可爱,仿佛就在眼前似的:

这猫名叫“猫伯伯”。在我们故乡,伯伯不一定是尊称。我们称鬼为“鬼伯伯”,称贼为“贼伯伯”。故猫也不妨称为“猫伯伯”。大约对于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,都可讥讽的称之为伯伯。……

这猫名叫“猫伯伯”。在我们故乡,伯伯不一定是尊称。我们称鬼为“鬼伯伯”,称贼为“贼伯伯”。故猫也不妨称为“猫伯伯”。大约对于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,都可讥讽的称之为伯伯。……

问题出在“猫伯伯”上。大字报说,“猫伯伯”影射的乃是最高领袖。信手拈来的一个词,让老画家立刻成为了“反革命黑画家”“反共老手”——最后,一跃成为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。

丰子恺漫画

据1967年出版的《打丰战报》头版所发消息,1967年8月16日,由该专案小组组织召开了批斗丰子恺大会。消息未说明批判大会地点所在,但通过现场描写,可以了解到丰子恺和上海其他画家此时的窘状:

披着“中国现代漫画鼻祖”外衣的丰子恺,被红卫兵小将押了上来,上海市旧文艺界、旧美协党内一小撮“走资派”徐平羽、陈其五、孟波、方行、沈柔坚,也被押了上来。上海美术界的反对学术权威张乐平、王个簃、唐云、贺天健、蔡振华、程十发、张充仁、吴大羽、谢稚柳……等,以及大右派刘海粟,都被揪出来示众。

披着“中国现代漫画鼻祖”外衣的丰子恺,被红卫兵小将押了上来,上海市旧文艺界、旧美协党内一小撮“走资派”徐平羽、陈其五、孟波、方行、沈柔坚,也被押了上来。上海美术界的反对学术权威张乐平、王个簃、唐云、贺天健、蔡振华、程十发、张充仁、吴大羽、谢稚柳……等,以及大右派刘海粟,都被揪出来示众。

1967年出版的《打丰战报》

这样的“文革”小报,对丰子恺的漫画作品的批判甚多,这里仅摘录“批判毒画毒文合辑”中的部分,以供读者了解当年批判思路和文风:

《船里看春景》

对《船里看春景》的批判:

画中房子上写着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字,村头临水种了一枝桃花,倒影映在水里,而画中题诗曰:“船里看春景,春景像画图;临水种桃花,一株当两株。”丰子恺污蔑人民公社的光辉景象就像坐在船里看春景,只不过像图画一样,是虚假的。此外又把具有无限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比喻为轻薄、短命的桃花(有古诗云:“三月桃花一场空”,“轻薄桃花逐水流”),讽刺人民公社是“镜中之花”“水中之月”,就像临水种的桃花一样一枝当二枝罢了(连影子算在里面),是浮夸的,一冲就会垮的。

画中房子上写着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字,村头临水种了一枝桃花,倒影映在水里,而画中题诗曰:“船里看春景,春景像画图;临水种桃花,一株当两株。”丰子恺污蔑人民公社的光辉景象就像坐在船里看春景,只不过像图画一样,是虚假的。此外又把具有无限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比喻为轻薄、短命的桃花(有古诗云:“三月桃花一场空”,“轻薄桃花逐水流”),讽刺人民公社是“镜中之花”“水中之月”,就像临水种的桃花一样一枝当二枝罢了(连影子算在里面),是浮夸的,一冲就会垮的。

《城中好高髻》

对《城中好高髻》的批判:

丰子恺借古讽今,以《后汉书》中“长安城中谣”:“城中好高髻,四方高一尺。城中好广眉,四方且半额。城中好大袖,四方全匹帛”为题,画了三个奇形怪状的古装女人……以此来影射党中央决定的政策,下面地方上的各级党政领导就变本加厉的盲目执行,不切实际的加以浮夸,弄得“奇形怪状”。丰子恺还唯恐人家看不懂,又加上解释。画上踢:“改政移风,必有其本,上之所好,下必甚焉”。矛头直指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……

丰子恺借古讽今,以《后汉书》中“长安城中谣”:“城中好高髻,四方高一尺。城中好广眉,四方且半额。城中好大袖,四方全匹帛”为题,画了三个奇形怪状的古装女人……以此来影射党中央决定的政策,下面地方上的各级党政领导就变本加厉的盲目执行,不切实际的加以浮夸,弄得“奇形怪状”。丰子恺还唯恐人家看不懂,又加上解释。画上踢:“改政移风,必有其本,上之所好,下必甚焉”。矛头直指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……

在这之后,很快,丰子恺被抄家,据说仅仅是书画,就被抄走了四大箱子。存款也被冻结,他所租住的日月楼,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,另外住进了人家。

日月楼

又很快,丰子恺要去“牛棚”上班了。“上班”是他自己的形容,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,他说“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,十二时回家午饭,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,五时半散出,路上大都步行(十七八分钟可到),每日定时运动,身体倒比前健康,可以告慰故人。”一起去上班的还有巴金。有一次,巴金在去牛棚的路上,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,还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。

六天要在“牛棚”上班,有一天休息的时间。休息的时候,丰子恺最喜欢的游戏是连环诗词句:“廖落古行宫,宫花寂寞红,红豆生南国,国破山河在,在山泉水清,清泉石上流……”好像只要有了诗,日子就可以过下去。后来他去乡下劳动,最喜欢的是和唐云对对子,丰子恺对“黄梅雨”,唐云对“芭蕉雨”,玩得不亦乐乎。

漫画家张乐平当时是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,每次,“主席”丰子恺被批斗,张乐平总是和沈柔坚轮流陪斗。批斗的项目是挂牌坐“喷气式”。“喷气式”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,就是把批斗对象的双臂强拉到身后,再把头按低低的,名曰“坐喷气式飞机”。

有一次,张乐平陪丰子恺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:

我们一到,匆匆被挂上牌子,慌忙推出示众。一出场,使我好生奇怪:往常批斗,总是子恺先生主角,我当配角,而这一次,我竟成了千夫所指,身价倍增。低头一看,原来张冠李戴,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。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,全场哄笑,闹剧变成了喜剧。有时斗完之后,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,彼此谈笑自如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?我说“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”我问他怎样?他笑着说“处之泰然。”后来有一次,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。我很为他气愤,他却风趣地说:“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。”

我们一到,匆匆被挂上牌子,慌忙推出示众。一出场,使我好生奇怪:往常批斗,总是子恺先生主角,我当配角,而这一次,我竟成了千夫所指,身价倍增。低头一看,原来张冠李戴,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。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,全场哄笑,闹剧变成了喜剧。有时斗完之后,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,彼此谈笑自如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?我说“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”我问他怎样?他笑着说“处之泰然。”后来有一次,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。我很为他气愤,他却风趣地说:“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。”

《昨日豆花棚下过,忽然迎面好风吹》——批评者认为,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。因为“好风”者,乃是好消息也。

批斗完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们要自行回家,丰子恺坐26路公交车回家,胸口挂的“牛鬼蛇神”标志牌不准摘下。车上的人都围着起哄,有人高喊“打倒他”。丰子恺也不在意,一个人扶着车栏杆,眼睛望着窗外,人站得笔直。

他被造反派用热浆糊倒在背上,贴上大字报,并且被拉到草坪上示众。回家时,家人看见狼狈痛苦的老画家,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:“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吗?不要去谈这些,不要管它,给我把酒斟满一点。”

他爱喝酒,不过之前并没有瘾,不过是小酌。到了今时今日,喝酒却成了救命的药,他自己在日记里说,“至于物质生活条件,我实在看得很轻,不成问题。只要有酒(威士忌也好),我就满足。”

在牛棚的生活,又是怎样的呢?他们被圈在棚子里,靠着四面墙脚,规规矩矩,席地而坐,每天读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”。投降书很长,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,被人打得死去活来。丰子恺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,只是微合双目,喃喃默念。不知道他到底在读什么,居然也蒙混过关。

在牛棚,当然也要劳动。丰子恺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“三秋”劳动,丰子恺需要先乘车到徐家汇,换56路到港口,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,辗转一个多小时。吃酱瓜乳腐,三两饭,劳动是采棉花,睡稻草床,铺在地上的。冬天下了雪,他和朱屺瞻在一起,枕边被上都是雪。

《炮弹作花瓶,人世无战争》批评者认为,这幅画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,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。

他渴望退休,日记里写:“我问题解决后,即可求退休,大愿遂矣。”1970年,他终于退休了,但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,而是,他生病了。

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,神经性发作,把他送到医院一查,果然很严重,是中毒性肺炎。苏醒后,他反复问的居然是:“我有了病,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?”他又要医生给开病假单,这样便可以回家休息。他的女儿丰一吟后来回忆说:“他拿回来的药,后来我们才知道,在我们不看见的时候,他是不吃的,在他去世以后,我们发现剩下许多药。爸爸显然为的是希望病得更长久些,在他那已经剩下不多的晚年可以留在家里从事他喜爱的、必须做的工作。”

回到家的丰子恺睡在阳台,睡在那张连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。我曾去参观过丰子恺先生故居,那床还在,是窄窄的,小得不能再小,但窗外景色实在好,满眼是嫩绿的,所以在病中,他还是说:“窗前杨柳初见鹅黄。”

5月,他给儿子写信说:“今年春天如此过去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喜者,不须奔走,悲者,寂寞也。”

他通常早上四、五点起来,到七点之前,临帖约一个小时,八时吃药睡觉,到九时半起来吃牛奶,在床上看书写信,直到正午,在床上吃午饭,睡觉,三时起来,再看书休息,六时吃粥,黄昏闲谈,八时半就寝。

可是他再不能画画,身体不自由,除了寂寞,还能有什么呢?

1972年12月,经过官方调查,澄清了加在丰子恺身上的各种罪名和不实之词。上海中国画院对丰子恺作出“审查”结论:“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,酌情发给生活费。”

他以为自己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,一个已经不能画画的画家,难道还能对人民有什么妨碍吗?1973年6月时,上海市举行书法篆刻展览会,丰子恺应嘱写鲁迅的对联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,谁知,刚刚挂上去,就被取下。

他当然还是“黑画家”,1974年2月,中国美术馆举办“黑画展”,批判其中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,他的画也在其中。工厂中贴出一张大字报,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“满山红叶女郎樵”,是讽刺。红是红中国,樵取红叶,即反对红中国。不独他被批判,唐云画一只鸡,又被批评,说眼睛向上,不要看新中国……

7月,上海又开批判会,受批判的四人,丰子恺、林凤眠、程十发、刘海粟。丰子恺受批的是这幅“满山红叶女郎樵”,起因是他画好了送人,那个人将画交出,因此受批判。

1975年清明节之后一周,丰子恺由弟子胡治均和女儿麟先陪同,重返石门湾探亲。在上海乘火车至海宁长安站后,改坐外甥蒋正东早已等候多时的小汽船,经过两个半小时到达石门镇。尽管他们最初打算和丰子恺的姐姐丰雪珍(雪雪)一起待在镇外,但还是遇到了前来迎接的亲友人群。丰子恺写信告诉新枚,他们去的季节,正好赶上李花和杏花盛开,还吃到了新鲜的扁豆。他在商店取了一条香烟,拿了不少糖果,散发给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。此外,他还写了很多幅字送给乡亲,内容多数是贺知章的《回乡偶记》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

回到上海后不久,丰子恺突然告诉老酒友胡治均,决定放弃心爱的绍兴黄酒,说他只想看看一段时间不喝酒感觉会如何。胡治均一听到这个消息,立即感到事态严重。丰子恺不喝酒的决心只维持了两个星期,实际上,留给他喝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1975年8月,丰子恺忽然夹不起菜,接着又气喘说不出话,到华山医院,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,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,正常,9月1日做脑电图,还是正常,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,做X光片检查肺部,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。医生分析,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,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。

弥留之际,丰子恺讷讷欲言,只能打手势,女儿一吟看出他的意思,原来是担心藏在家中的《落洼物语》等3部物语的译稿,那是他的最后的日子里,做的唯一的事情。女儿告诉父亲,会把翻译稿交给弟弟新枚保藏,丰子恺连连点头,好像完成了一桩心事。

1975年9月15日,他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与世长辞,享年七十七岁。9月19日,由上海画院发出讣告,在龙华火葬场大厅,为画院名义上的领导、实际上的受迫害者丰子恺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。

摘自《作家文摘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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